從家強記事開始,父親就有意識地讓他接受紅色教育。毛主席詩詞、語錄和“老三篇”是必讀科目(圖/本刊記者梁辰)
  在全國各地,有這樣一批“左派”家長,不願意自己的孩子跟隨當前的教育體制,希望孩子接受傳統和紅色相結合的教育。他們甚至希望建立從幼兒園一直到大學的“紅色理想國”,去對抗“腐朽”與“墮落”。
  特約撰稿李楊發自北京、南陽/編輯楊瀟鄭廷鑫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
  處暑之後的北京皮村依然炎熱,吃過晚飯後,不到8歲的小家強光著脊梁跟著爸爸楊進志出去散步,他一邊蹦蹦跳跳,一邊用稚嫩的聲音熟練地背誦著雷鋒語錄。
  位於北京東北五環到六環之間的皮村是一個城中村,一條貫穿東西的街道兩旁商鋪林立,隨處可見正在施工新建或擴建的樓房。因為房租等生活成本較低,這個本地居民只有一千多人的村莊裡居住著1.2萬多名外來務工人員,傍晚時分,從市區各處下班的人群回到皮村,熙熙攘攘,恍若市集。
  家強的爸爸楊進志在北京一家基金管理公司上班,每個月工資3000到5000塊左右,空餘時間,他熱衷於參與組織一些反對轉基因的活動,也會義務幫忙組織一些聚會。
  家強和爸爸媽媽租住在一間20平米大小的房間,只能擺得下一張床,床頭邊上堆滿了書籍和資料。每個月房租200塊錢,樓道里有公用的廚房,不過沒有廁所。
  今年12月9日才年滿8周歲的家強有著這個年齡段孩子並不多見的想法。
  “你最崇拜的人是誰?”
  “毛主席。”
  “還有嗎?”
  “雷鋒。”
  “為什麼?”
  “因為雷鋒是毛主席的好學生。”
  44歲的楊進志對於兒子家強這7年多的成長很滿意。這位來自山東臨沂的父親執著地對兒子進行著一種紅色與傳統混合的教育——在現行教育體制之外,他的教育方式顯得相當特別。
  家強3歲時,楊進志就帶著他參觀各地的紅色景點,學會辨別“誰是好人,誰是漢姦”;家強5歲時,他把孩子送到離家千里之外的紅色學校去上學,接受毛澤東思想教育。他崇尚中醫,崇拜毛主席,而對於帶著“西方色彩”的轉基因食品、肯德基甚至動畫片都有著天然的排斥。毫無疑問,他想讓孩子和自己有同樣的價值觀。
  在這條教育的路上,楊進志並不孤獨,和他志同道合的人為數不少。他們甚至希望建立從幼兒園一直到大學的“紅色理想國”,去對抗“腐朽”與“墮落”。
  從娃娃抓起
  家強今年年初剛從一所名叫太陽花的幼兒園轉到皮村一所普通小學。位於北京市海澱區蘇家坨鎮周家巷村的太陽花幼兒園緊挨著西六環,距離天安門近50公里。
  這座隱藏在村莊菜園、果園中的幼兒園並不難找,一面以雷鋒為核心周圍環繞著潘冬子、劉胡蘭、王二小等小英雄的英雄牆顯得格外扎眼,剛進門就能看到毛澤東題詞的“好好學習天天向上”8個大字。
  太陽花幼兒園名義上是幼兒園,但也有小學和初中學生,家強上的是小學二年級課程。
  如幼兒園裡的英雄牆和毛澤東題詞所示,這所學校非常看重愛國主義教育。每逢“9·18”、“10·1”、“12·13”、“12·26”等重要日子,學校會通過講解歷史故事或者看電影等形式,讓孩子銘記“國恥”、“國慶”、“國難”和“國父”。特別是在紀念毛主席誕辰的日子,還會一起吃長壽麵,吃主席最愛吃的紅燒肉,觀看開國大典等視頻。
  每周一舉行升旗儀式後,由老師講述學校英雄牆上小英雄的故事,比如雷鋒、劉胡蘭、草原小姐妹、王二小、小蘿蔔頭等,教育孩子們以小英雄為榜樣,形成一定的善惡是非觀念。
  毛澤東的好學生雷鋒更是學習的重要對象,學校老師會根據雷鋒日記改編歌曲教孩子唱。
  家強閑著沒事就會一個人哼唱起來,“如果你是一縷陽光,你是否照亮了一片黑暗?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潤了一寸土地?……”聲音稚嫩,吐字卻很清楚。
  甚至當其他孩子在嬉戲玩耍時,小家強都會自己一個人拿起一本《雷鋒箴言》看得津津有味。不過,家強有時候會跟爸爸說,“這裡的書太少了,我還是想到河南去。”
  家強懷念的這所河南學校是民主中學,是一所強調“紅色教育從娃娃抓起”的著名紅色學校,有一個很大的圖書館,家強喜歡在裡面翻書。
  民主中學從小學到初中分成8個班,二三年級、五六年級分別合成一個班。在這裡時,小家強沒有固定的年級,每天在《東方紅》的樂曲里起床後,當其他學生端正地坐著在課堂上聽老師講《弟子規》、《毛主席語錄》時,他自己一個人在課堂上走來走去。他算不上民主中學的正式學生,來這裡是要感受紅色教育氛圍。
  被爸爸送到民主中學時,家強剛6歲,當被問到想父母嗎?小家強回答:不多想。
  不過太陽花幼兒園老師劉翠對家強最明顯的感覺是,“他很依賴爸爸,幾乎像個小女孩那樣,他很愛依偎著爸爸。”
  經歷民主中學和太陽花幼兒園的熏陶後,家強不僅學會了背誦毛主席語錄和雷鋒語錄,閑著沒事時,一個人還會習慣性地哼唱《東方紅》、《三大紀律八項註意》等紅色歌曲。
  “左派”父親
  1970年,楊進志出生在山東省臨沂市一個鄉村,他成長的年代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結束、改革重啟之時,那也是一個思想飛速跳躍的時代。
  1985年,楊進志初中畢業後進入一家無線電培訓學校就讀,他敏銳地發現,歷史和政治教科書里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有了本質的不同。
  “前一年課本上講的還是‘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無產階級萬歲’的內容,但我初中畢業後的下一年,課本上關於‘文革’的內容就變成了‘十年浩劫’、‘否定文革’。”楊進志記得,“好像突然就不提階級鬥爭了。”
  關於上世紀80年代歷史教科書的變化,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生石迎娟曾在畢業論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我國曆史教科書的變遷》分析,當1978年的教學大綱沿用至1986年,舊的教學大綱已經出現諸多不合時宜的地方,國家教委頒佈了新的具有過渡性質的《全日制中學歷史大綱》,不再強調革命性,階級鬥爭也僅僅作為階級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之一。
  “任何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都會去想,為什麼同一件事前後反差那麼多?”楊進志陷入困惑。
  但來不及深入思考,從無線電培訓學校畢業後,被裹挾在市場經濟浪潮中的楊進志開了一家電器修理鋪,並很快憑藉出色的修理技術一躍成為當地的小富翁。
  1998年,楊進志租用了廣播電視局的門面房開了一個家電商城。“很多政府部門採購電視電腦都來找我。”彼時的他風光無限。
  2003年,合同還未到期,當地廣播電視局執意收回門面房,雙方一度鬧上法庭,最終無可奈何的楊進志被迫搬走。
  在這個過程中,楊進志深刻感受到了這個社會如何“被小部分官僚把持了”,老百姓沒有辦法對抗。
  因為以前做生意時經常跟工商、稅務系統打交道,楊進志知道,這些系統招人時都是優先考慮領導職工子女,“工農兵上升的通道被堵死了。”
  “這個社會到底怎麼了呢?”已經沒有心思繼續做生意的楊進志靜下心思考這個問題,他弄了一臺電腦,想借助網絡尋找答案。
  在2003年,互聯網已經成為中國普通大眾獲取信息、通信交流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楊進志大部分的上網時間都在新浪UC聊天室和別人辯論,從57年反右到大躍進,再到文化大革命,他和網友激辯這些是不是毛澤東的責任,。
  在網上,楊進志認為自己找到了答案。
  “1956年八大中,中央成立了一個書記處,黨中央的日常工作,都是由書記處來主持的,所以不能把反右擴大化的帽子扣到毛澤東頭上。”這符合楊進志一貫的判斷,“那時候,毛主席都退居二線了。”
  這讓他想起了年少時對於文化大革命前後評價矛盾的不解,此後的大多數時間里,他開始拼命地在網上汲取毛澤東思想。
  “養家糊口很容易,但改造社會很難。”楊進志並不擔心生計問題,做生意時的積蓄至少夠解決他一家的溫飽問題。
  警惕西方文化
  楊進志結識了全國各地的紅色網友,經常和他們交流當下社會熱點問題。楊進志認為自己找到了上述問題的根源,“所有社會問題都是因為沒有把勞動人民當家做主落到實處。”
  去年7月,記者在北京前門附近一家肯德基餐廳里第一次和楊進志見面時,他穿著一件陳舊的短袖T恤,臉龐消瘦,看上去頗像一位苦行僧,但精神飽滿。
  “如果普通勞動人民都能當家做主了,這些問題都迎刃而解了。”楊進志講起他理想中的發展模式時滔滔不絕,眼角上揚,說到激動處,他挺直腰桿,露出皮帶扣上“八一PLA”的標誌,這是一條解放軍束的皮帶,俗稱“八一”皮帶,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深受年輕人喜愛。
  有感於中國左派和右派之間矛盾的不可調和性,他說自己喜歡民主,不理解為什麼右派總是鼓吹歐美的民主,“社會主義下的人民群眾當家做主不就是最大的民主嗎?”
  2006年底,兒子家強出生後,楊進志開始將這些理念灌輸給家強,生活中的瑣事都成了他教育兒子的契機,他希望家強將來成長為“一個能夠改造社會的人”。
  在肯德基里,當記者和楊進志交流時,家強輕輕地喊了一聲,“爸爸我餓了”,楊進志熟練地從隨身背著的書包里拿出兩個白麵饅頭,掰了四分之一給家強,家強順手接過,然後將饅頭掰成一粒一粒,像吃零食一樣放進嘴裡。
  看到周圍餐桌上的小朋友吃著薯條和漢堡,家強並不吵鬧著要買,依然吧唧吧唧地吃著自己的饅頭。
  “從小就培養家強吃苦的精神,很多時候一杯白開水一個饅頭就是一頓飯。”楊進志以身作則,平時吃飯一般就是兩個饅頭加一瓶原料必須標註“非轉基因大豆”的豆瓣醬。
  最近一段時間,他參與到一個反對轉基因的活動中,深感轉基因食品會使“中國人斷子絕孫”,索性連豆瓣醬也不吃了。
  從肯德基出來後,家強搖晃著爸爸的手臂,依舊輕聲地說想吃冰棍。
  “可以買,但不能買商店里的,要買路邊小販的。”楊進誌喜歡春風化雨般講道理來教育家強,但輕聲細語中又透露著權威和不容置疑,“路邊小販是窮人,我們要幫窮人,所以買冰棍。”
  就這樣,在炎炎夏日里,父子倆走出大老遠終於找到了路邊一個賣冰棍的小販。
  家強拿著冰棍,一邊吃著,一邊蹦蹦跳跳地哼著雷鋒日記歌曲。
  相比於生活中的點滴,楊進志更警惕的是,西方文化對孩子的毒害。
  他不願意讓孩子看時下流行的動畫片,卻拗不過小孩的天性,所以也默許家強看一會兒,但時間不能太長,而且自己還要在旁邊時刻提醒家強這些動畫片里不好的東西。
  “比如迪斯尼拍的《貓和老鼠》,孩子看了之後都說老鼠很可愛,貓很可惡,這就顛覆了我們的意識形態,毒害孩子的思想。”
  今年8月,楊進志在皮村又新租了一間臨街的房子,打算為家強建一個圖書館,原因是他發現皮村一家“立人圖書館”里擺放著的都是“宣傳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書籍,他立刻感受到了威脅。
  楊進志希望在新建的圖書館里擺放一些英雄人物、傳統文化、歷史典故等符合中國傳統價值觀的進步書籍,供家強閱讀。
  但每個月200塊錢的房租讓沒有工作的妻子頗有微詞,楊進志費了好大功夫才說服妻子,“這個圖書館既可以讓家強多讀些課外書,村裡的其他小朋友也可以來借閱,然後讓家強來參與圖書館的管理,提高他的組織管理能力。”
  低調的紅色教育
  家強3歲時,楊進志開始帶著他周游全國,希望能找到一所紅色學校。
  在尋找紅色學校的旅程中,楊進志每到一處,都會帶著家強去當地的紅色景點,從家鄉臨沂的華東革命烈士陵園到甘肅省高臺縣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紀念館、山西劉胡蘭紀念館再到集體經濟的樣板南街村……
  一路上,楊進志教育小家強如何辨別好人和漢姦,“接受紅色教育首先讓他有一個英雄主義觀,再就是讓他有好壞是非意識,知道誰是好人,誰是漢姦。”
  到各地烈士陵園去得多了,楊進志發現很多優秀的共產黨人“都是被漢姦害死的”,他開始想編一本共產黨的叛徒錄,“已經找到了一兩百個了。”
  2009年底,在經常上的網站上,楊進志看到一個消息,“請關註支持17年堅持用毛澤東思想育人的河南民主中小學”,提到“民主中小學目前面臨經營困境”。
  這個“用毛澤東思想育人”的學校一下子引起了楊進志的興趣,他決定去這個學校看看,希望幫助這個學校,“這樣的學校不能倒閉。”
  2010年春節,在位於河南省周口市淮陽縣四通鎮的民主中學里,楊進志第一次見到夏祖海。對於“紅色教育”的辦學理念,楊進志十分贊同,特別是“分數根本不重要”的觀點。
  但此時,學校的辦學情況卻越來越不理想。
  在這兩年裡,民主中學的學生越來越少,從幾百人到只剩下三十多個學生,校長夏祖海固執地認為是其他學校的人來挖牆腳。
  “是學校的老師嫌工資太低都跑了,因為很多學生都是這些老師介紹來的,所以學生也都跟著老師跑了。”楊進志私下說。
  為了表達對這種紅色教育理念的支持,2012年秋天,楊進志將年幼的小家強送到民主中學接受紅色教育的熏陶。
  2013年2月,楊進志帶著家強回民主中學上學,同行的還有一位朋友和他的孩子,朋友也想讓孩子在民主中學上學。
  此時,已經和楊進志熟悉的夏祖海告訴他,有個叫熊芳的老師在北京新辦了個學校,教育理念和民主中學差不多,那裡的教學環境或許會好一點。
  在夏祖海的介紹下,楊進志帶著家強又從民主中學來到了北京,同時也有部分民主中學的學生轉到了太陽花幼兒園。
  今年36歲的熊芳是一個4歲孩子的母親,她曾在民辦中學教過書,也下鄉支教帶過小學生,她有在烏有之鄉網工作的經歷,後來還和在烏有之鄉認識的幾個朋友一同創辦了大學網。
  大學網是一個向大學生宣傳愛國主義思想的平臺,平時則通過跟高校的社團和老師聯繫,邀請諸如左大培、韓德強、張宏良等學者主辦講座。
  太陽花幼兒園的骨幹教師張天明,最早就是通過大學網和熊芳認識。來自北京林業大學、學了4年高爾夫草坪管理的他,原本可以找到一份高收入工作,但接觸了“像熊芳這樣一批關心並想要改造社會的理想主義者”之後,也加入到幼兒園中來。
  “跟我們的園長芳姐接觸後,反思到我學的這個專業純粹就是給有錢人跑腿服務的,還破壞環境,所以就不大樂意了。”來自湖南農村的張天明身材矮小、充滿活力,臉上總是帶著笑容,很容易和幼兒園的孩子打成一片。
  但熊芳對外並不願宣傳自己是紅色教育理念。
  “我們現在強調傳統教育,保護孩子個性,發展孩子天性。”她微笑著說。
  “統一戰線思想”
  在全國各地,有不少家長和楊進志想法一樣,他們不願意跟隨當前的教育體制,希望孩子接受傳統和紅色相結合的教育。
  2012年7月,熊芳的太陽花幼兒園開園時,只有4個學生。
  一年後,太陽花幼兒園已經有了三十多個孩子,其中有不少是全國各地紅色家長送來的。
  1980年出生的焦焦來自河南南陽,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女兒上小學四年級,兒子上小學一年級。
  去年7月,焦焦在正道網上看到韓德強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太陽花幼兒園的教育模式後,將女兒從河南南陽的普通學校轉送到太陽花幼兒園。
  初中畢業後就沒有讀過書的焦焦是個做網絡游戲的生意人,3年前,因為眼睛有問題找一位中醫治療,這位老醫生不僅醫術高明,幫他治好了眼睛,而且還經常上烏有之鄉網站,會和他交流對一些社會問題的看法。
  焦焦很快就和這位老中醫成為忘年交,並開始迷戀上了烏有之鄉網站。
  “可能是我從小身上就有一種與勞苦大眾在一起的氣質。”小時候,因為父親是當地一所小學的校長,焦焦從小就喜歡在父親辦公室里看《地球上的紅飄帶》、《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虻》等進步書籍。
  不過焦焦的想法經常和父母的觀念發生衝突。
  大饑荒時,南陽地區曾經是重災區,焦焦的父親曾經跟著奶奶去湖北要過飯,所以總是以自己的切身體會說,這是當時毛澤東的決策錯誤。
  “可是親身經歷過不一定就明白真相,您要知道,那時候毛澤東早就退居二線了,雖然後來他說自己有責任,那是他老人家主動承擔責任,但我們不能怪他啊。”焦焦轉述和父母的辯論時提高嗓門,戴著一副黑框眼鏡的他喜歡用“您”,眼神中透露著一股禮貌十足又胸有成竹的霸氣。
  和楊進志一樣,焦焦也希望孩子能繼承自己的理念。
  為了幫助孩子找到一個合適的學校,焦焦先後去過蘇州和浙江,參觀過很多學校,這些學校雖然有別於傳統教育,但大多都是讀經班。
  “在浙江一所專門讀經的學校,這裡面全部都是富家子弟,都是上百萬的資產,都是有錢人上的,窮苦人家上不起。”記者和焦焦閑暇聊天時,他手裡拿著一本韓德強的《中國反思》。
  “河南民主中學辦到最後,不被認可,太陽花幼兒園一定要被社會認可,這就是毛主席說的統一戰線思想嘛。”焦焦說。
  童童(化名)的父母是深圳紅歌會的負責人,由於童童從小不能控制住大小便,經常拉褲子,在深圳沒有幼兒園願意收。經過朋友介紹,父母把童童送到了太陽花幼兒園,現在他已經能夠獨立生活了。
  去年5月,把家強送到太陽花幼兒園後,楊進志來到位於丰台區東高地南小街的雷鋒資料展覽館做起了志願者,義務幫助館長何朝海宣傳雷鋒。
  在楊進志的牽線下,中國雷鋒工程委員會授予了太陽花幼兒園“雷鋒幼兒園分園”的榮譽稱號。
  授牌儀式這一天,北京下著滂沱大雨,中國雷鋒工程委員會秘書長何朝海和韓德強都冒雨從北京市區趕來,一些身穿印有“改造中國與世界”文化衫的大學網志願者也趕來幫忙。
  在楊進志看來,意識形態教育非常重要,他以“雷鋒村”為例解釋道,之前中國雷鋒工程委員會想授予一個“雷鋒村”,華西村想要,但何朝海考察之後,卻決定將“雷鋒村”的榮譽授予南街村。
  “雖然華西村的也是集體經濟,而且發展得要比南街村好,但是總覺得華西村缺少點什麼,南街村在學習毛澤東思想學習雷鋒這方面做得要比華西村好很多。”
  孩子們的未來
  去年8月,在距離周家巷10公里遠的冷泉村,熊芳新開了一所分園太陽花自然教育學校,實行幼兒園、小學、初中混齡教育,這樣,太陽花自然教育基地就有了北京海澱區周家巷總園和冷泉分園兩個幼兒園,一個小學部。
  學校在2014年秋季學期招生簡章中特別提到,“用愛心為流動兒童提供一個舒適而溫馨的教育環境”,因此吸引了大量隨父母來北京的外來務工子女。
  雖然規模擴大,但問題隨之而來,如何對接現實中的教育?如果將來沒有文憑怎麼辦?
  實際上,早在2013年3月,韓德強在出席太陽花幼兒園開學典禮時就談到這個問題,主流教學模式可以發文憑,新型教學模式恐怕永遠不能發文憑,沒有文憑,怎麼就業呢?
  “今天有了文憑也不見得能就業。我們對現有的體系失望了,對現在教育體系教出來的孩子失望了。”韓德強自問自答。
  因此,韓德強自信地表示,從技術出發,恐怕是更加扎實的工程師成長之路,“這也正是毛主席所主張的路。這樣的學生,正是這廣闊的社會最需要、最缺的學生。”
  位於河北保定的正道農場距離北京一個半小時車程,是韓德強新的理想主義試驗場。去年正道網遷往這裡,這家因“9·18韓德強打漢姦”事件而上線的網站目前是韓的主要發聲陣地。
  去年和今年暑假,熊芳都組織太陽花幼兒園7-15歲的孩子到正道農場書院進行夏令營活動。在半個月里,這幫孩子上午集體勞動,下午集體學習,分3個階段分別集中學習自然環境知識、勞動知識和中醫保健知識及外治手法等。
  曾在烏有之鄉和大學網共事過的兩位老相識韓德強和熊芳希望將來能在正道農場建立一個從小學一直辦到大學的教育模式,“我們要將教育孩子、培養老師、引領家長、改善社區、改造社會等工作全面鋪開。”
  但不是所有家長都理解這種道路。“現在太陽花學校的孩子大多是周邊的外來務工子女,那些來自各地的孩子反而都走了。”焦焦說,為了照顧女兒,妻子在幼兒園打工,平時做些後勤工作。
  “家長們肯定會擔心孩子的未來。”焦焦說。他以自己的孩子為例,“將來如果孩子因為文憑問題找不到工作,我自己出錢給女兒辦一個幼兒園,讓兒子去學中醫,我出錢給他辦個診所。”
  今年春天,同樣因為理念上的分歧,楊進志選擇讓家強離開學校,進入了皮村一所普通的民辦小學,在上一學期期末考試中,三年級的家強考了第一名,還發了一個獎狀。
  剛剛結束的這個暑假,也許是家強最累的一個暑假,他生平以來,第一次開始做暑假作業。“都沒有時間看課外書了。”
  不管怎麼樣,楊進志都認為,家強將來會成長為一個有能力改造社會的人。
  “這是他的使命。”楊進志十分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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