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上旬,杭州城裡,韓語翻譯告急。
  最多的時候,接近60名韓國電視人扛著設備在杭州城裡四處移動。他們分別來自韓國SBS電視臺和MBC電視臺,前者在為浙江衛視製作《奔跑吧兄弟》,後者為北京衛視錄製《勇敢的心》。為瞭解決語言障礙,中國攝製組不得不從上海臨時調來大量翻譯。
  觀眾也可以發現韓國離中國的電視業越來越近——如果在周末晚上打開電視,至少能看到一檔以上由中韓聯合研發製作的節目。與前兩年《爸爸去哪兒》、《我是歌手》等單純的版權引進節目不同,如今和韓國深度合作的做法更為流行。
  中國電視產業環境的變化促使合作以加速度進行。最直接的影響因素是政策,2013年10月,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文,規定每家衛視每年新引進的模式節目不得超過一檔。這項政策讓中國的電視臺採取了一種變通方式:更主動地跟韓國人聯合研發製作,而不是冒險引進版權。《奔跑吧兄弟》也試圖更正媒體和輿論的印象,它的宣傳總監強調,《奔跑吧兄弟》不是中國版的Running Man,而是一檔本土化的新節目。
  更為現實的原因是電視臺面臨的激烈競爭。以收視率為界限,省級衛視可劃分出一、二、三陣營。廣告商在一線衛視的招標會上以千萬元為刻度,為冠名、植入廣告展開激烈角逐。電視臺如果每年沒有一檔可以引起關註的節目,很容易被拉開差距,拋出賽道。令它們感到更加窘迫的是,在視頻網站、市場化製作公司的誘惑下,體制內的製作人才正在重度流失。
  對急於提高自身競爭力的中國電視臺來說,向韓國同行學習可能是個現實的選擇。
  至少從目前看來,聯合製作是筆雙贏的生意。自從10月初播出以來,《奔跑吧兄弟》已經躍居周五晚上黃金檔的收視第一;與MBC聯合製作的《勇敢的心》則把北京衛視推上周日晚收視榜第二名——對公認不擅長綜藝節目的北京衛視而言,這算得上是值得慶賀的成績。
  當然,跟收視率聯繫最緊密的是商業利益。11月11日,在浙江衛視的2015年度廣告招標會上,《奔跑吧兄弟》第二季的獨家冠名權以2.16億元成交。同時,浙江衛視還宣佈《奔跑吧兄弟》將在2015年播出兩季,理由是“觀眾和客戶強烈呼籲想要看到更多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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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團隊不僅參與節目策劃,還派駐核心團隊參與到節目的拍攝、後期製作等環節里。根據簽訂的具體協議,韓方拿到的不是一次性的版權引進費,而是廣告分成、後續版權收入等一系列收益。
  “韓方得到的是超值回報。”浙江衛視節目中心主任、《奔跑吧兄弟》總統籌周冬梅說,她並不願意透露合作的具體金額。一個可供參考的數據是,當初《爸爸去哪兒》的版權費約為20億韓元(合人民幣1100萬元左右)。通過參與到《奔跑吧兄弟》具體製作,SBS能得到的回報顯然在此之上。
  市場對韓式綜藝的追捧,讓人隱約看到2000年前後“韓流”的影子。那一波韓流由韓國流行音樂、韓劇、韓國電影構成。人口不到5000萬的韓國源源不斷地向全球輸出娛樂產品,相繼打開日本、中國等亞洲市場,甚至將音樂輸出到美國。
  韓流在中國不是個新鮮話題,但也從未有過現在這樣的時刻——你覺得它無處不在。
  “我想這種所謂的韓國流行文化的加速‘進入’正是因為到達了一個時間點,在過去一兩年間,整個世界不僅僅意識到韓國劇集或是K-Pop的存在,而是韓國本身作為一個國家品牌的現象。”韓裔美籍作家洪又妮(Euny Hong)對《第一財經周刊》表示。她在今年夏天出版了自己的新書“The Birth of Korean Cool”(《韓國酷文化的誕生》)。
  現在,韓流里還應該加上以真人秀為主打的韓式綜藝。韓式綜藝的特征可以被輕易地總結出來:多位主持人、多位明星嘉賓、擅長戶外拍攝和後期剪輯。
  按上述特征,Running Man可以說是韓式綜藝的代表。開播4年,Running Man始終是SBS周日檔的王牌節目。甚至在《奔跑吧兄弟》出現之前,它就已經以口碑傳播,成為最受中國網民歡迎的韓國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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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浙江衛視、江蘇衛視、深圳衛視找到SBS洽談引進Running Man的時候,SBS的態度顯得過於謹慎。在售賣模式節目的道路上,這家電視臺明顯落後於它強勁的競爭對手:MBC、KBS已經向中國賣出《爸爸去哪兒》《兩天一夜》等王牌節目的版權。如果想要在中國快速打開局面,SBS在這個項目上需要下更多的功夫。
  SBS的訴求不止是眼前的金錢,參與談判的周冬梅可以明顯感覺到這點。它不單要做成這個節目,還希望藉此瞭解中國觀眾的收視口味、中國電視臺的製作規律等——希望真正地打進中國市場。
  在韓國國內,電視節目是娛樂產業不可或缺的一環。成就一個明星必須通過電視,音樂節目或影視劇讓他們展現舞臺魅力;真人秀節目維持他們的高曝光率,並竭盡所能地打造親民形象。脫離了熟悉的產業環境,韓式綜藝很難在其他國家落地。
  已經有先行者做過類似嘗試。CJ E&M,韓國最大的娛樂公司,在韓國本土打造出最受歡迎的選秀節目Super Star K,影響力甚至比The Voice(《韓國好聲音》)更大。2013年10月,CJ E&M以Super Star K為原型,與湖北衛視共同製作《我的中國星》。但那是一次不算太成功的嘗試,中國版的影響力遠沒有達到製作方期待的效果。
  SBS不願重蹈覆轍,再三權衡、幾輪談判之後,浙江衛視終於以平臺執行能力、策劃推廣能力,以及廣告招商能力說服了對方,而SBS提出的聯合製作也正切合浙江衛視的需求。
  引進歐美節目依靠的是詳盡的模式寶典,《中國好聲音》的寶典長達數百頁,詳細到燈光、舞美、情節設置,甚至是導師轉椅擺放。工業化程度之高,依靠一本寶典就足以令The Voice輸出到45個國家。而韓式綜藝節目,沒有所謂的寶典,成功的關鍵在於操作團隊。
  “節目創意都是從屁股中來的。”MBC綜藝一部部長李敏鎬說,他以PD(節目導演)的身份入行,從業超過20年。這是韓國電視行業里的一句老話,意思是韓國綜藝節目都是PD、作家苦思冥想,不停討論,坐著討論到屁股出汗才有新點子,否則就反覆重來。至於策劃之後的節目拍攝、製作、剪輯,更得依靠團隊之間的磨合。
  於是,浙江衛視將製作Running Man的核心團隊請到杭州,為他們配上翻譯,以便他們在異國他鄉保持討論和執行的效率。幾乎在每個重要崗位上,浙江衛視都以1比1的比例設置中韓人員,近距離觀察對方如何製作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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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式真人秀有一套固定的流程,最重要的4個步驟——設置台本、現場導演、移動拍攝、後期剪輯之間銜接流暢。一檔節目正式開拍前,PD和作家已經預想好各種情境,定下大體的呈現基調。錄製時,作家也會跟隨嘉賓行動。PD負責把握現場情況,真人秀只是預設情境,並不預設嘉賓之間的具體行動,如果發現預想之外的情節,作家就會臨時更改台本,重新設置情境。移動拍攝是韓式綜藝的強項,一檔大型戶外真人秀往往會有上百台攝像機,在錄製前,攝像導演會實地演練一遍,以防實拍時有其他攝像師入鏡。
  最主要的步驟是後期剪輯,這個環節PD和作家都會參與。每位嘉賓有專屬攝影師跟拍,再加上全體的拍攝,韓式綜藝拍出來的視頻素材通常是中國同類節目的數倍。在眾多看起來無關緊要的鏡頭中,作家和PD需要理出一條主線,依靠剪輯技巧,像做電視劇一樣,加上音樂和特效,把每期節目變成一個個有主題的故事。
  對中方來說,韓方的很多團隊架構和工作方法都是新奇的,比如韓式綜藝里的專屬崗位——作家。在韓國,每個綜藝節目中都會有作家團隊,少則四五人,多則七八人。作家團隊一般由不同資歷的作家組成,同樣頂著作家的名頭,分工卻不相同。
  剛入行的作家從收集資料、聯絡藝人做起,入行七八年之後,才有可能成為替嘉賓設置橋段的作家。再往上,才是參與節目整體策劃,設置情境和環節的主作家。他們之間分工明確,在多主持人和嘉賓構成的節目里,每位表演者都有專屬的作家,負責研究他們的性格和與其他人的互動。
  很難追溯作家這個崗位到底是什麼時候在韓國綜藝節目里出現的。韓國有一檔名為《家族娛樂館》的長壽節目,主作家今年64歲,工作超過30年——由此可以推測作家在韓國節目產業里出現時間之早。
  從1980年代末開始,綜藝節目作家的工作內容就跟現在差不多。韓國近10年真人秀節目的快速發展,儲備了一大批作家資源,很多人無法想象在沒有作家的情況下,如何成功製造一檔韓式綜藝。
  不過,也偶有例外。湖南衛視的《爸爸去哪兒》屬於模式引進節目,中方只是請MBC的製作團隊做了幾場講座。韓方主作家呂賢珍當時正忙於韓版《我是歌手》,無暇參與交流。她乾脆把每一期節目留存下的台本交給中方,結合韓版節目視頻,湖南衛視把《爸爸去哪兒》製作成一檔現象級的節目。
  “後來我一看,中國人不僅學到了韓版的那些設置,還發展出很多特別的情節。”呂賢珍說,中方的快速學習能力令她很是贊嘆。
  呂賢珍所不知道的是,《爸爸去哪兒》在中國只是個偶然的成功例子。它成為例外的前提是,製作這檔節目的謝滌葵團隊成名於《變形計》,在2013年之前,它是中國少有的戶外真人秀節目。
  對80%的中國團隊來說,戶外拍攝是塊新領域,有太多不可控因素,太多技術難題,沒有多少中國團隊可以立刻上手。
  浙江衛視不打算冒險,聯合製作給了它緩衝適應的空間。韓國團隊參與制作前5期節目,從挑選演員、拍攝、後期剪輯手法,到PD、編劇團隊的分工運作——只有字幕特效的部分韓國人沒有參與,因為漢字與韓文的形狀不同。其餘的部分都是雙方共同執行。為了最大地發揮韓國人的優勢,有3期節目還是在韓國錄製。
  回到主場的韓國團隊向中方團隊示範了韓式綜藝節目是如何運轉的,他們的工作方法被合作者快速模仿。
  “電視是實踐的藝術,光接受理念是沒什麼用的。”周冬梅把這次合作比做讀EMBA,買課本自學和請老師實地授課,雖然都能達到學習的目的,效率上卻是不可同日而語。
  由於語言的障礙,再加上工作風格的不同,雙方需要對合作抱以超凡的耐心。“他們有的時候實在是太倔了。”所有跟韓國人合作過的中國團隊成員都有類似評價。“倔”是因為韓國有一整套運作流程和規範,團隊中的每個人各司其職,強調管理,而中國式的散漫則被韓國人評價為“靈活到不夠有規矩”。
  但生意畢竟是生意,在商業利益下,彼此間的差異阻礙不了項目的推進。
  當韓國人完成任務回國時,中國同行看起來適應得很快。節目收視率保持在2%以上,如果不向觀眾特意說明,沒有人能覺察到韓國人已經從節目組撤走,接下去的所有節目完全由中國團隊獨立製作。
  中國人得到了眼前的收視率和廣告收入,而韓國人的宏偉計劃才剛剛邁出第一步。
  首爾尚岩洞,SBS大樓和MBC大樓隔著一個小廣場相對而立,步行距離不過3分鐘。不遠處,坐落著CJ E&M大樓。午休時間,廣場上來來往往的年輕人端著外賣咖啡杯在聊天,其中也許就有剛剛從中國歸來的工作人員。在這片沒有生活氣氛的辦公區,在10分鐘的步行範圍內,你可以找到幾乎所有韓國大型媒體集團。
  掌控韓國媒體輸出的大公司搬到這片集中辦公區,便野心勃勃地開闢一段新的公司史——韓國媒體喜歡用“尚岩洞時代”來指稱一種媒體新時代的到來。而韓國綜藝節目對外擴張的強烈願望便是“新時代”的應有之意。
  在韓國國內,綜藝節目已經從輝煌走到瓶頸期。和現在的中國同行類似,20年前,韓國電視業模仿的對象是歐美和日本。他們從歐美節目中習得流程概念,從日本節目里學會創意激發。三大電視臺(MBC、KBS、SBS)的PD需要定期去日本觀摩節目製作。大部分作家則是通過拜托朋友寄節目錄影帶的形式,在家揣摩日本節目的內容。
  關於原創能力不足的指責,韓國電視人同樣聽了許多年。“尤其是有互聯網之後,稍微模仿一點國外的節目,就會有人在網絡上毫不客氣地指出來。”SBS Medianet的製作部一部長李尚水說,他坐在SBS明亮的會議室里,臉上帶著長期熬夜的疲憊感。無論在任何時期,做電視都是一件苦差事。
  從模仿到原創的轉折點在2006年,分水嶺是一檔名為《無限挑戰》的節目。
  這檔節目重新定義了很多規則。在此之前,電視臺PD的工作慣例是每6個月換一個節目,因為那時韓國節目還處在摸索階段,PD可通過輪崗盡可能多地適應不同的節目類型。《無限挑戰》大獲成功後,一位金姓PD成為這檔節目的長期負責人,PD固定負責一檔節目遂成風潮。
  不能說是《無限挑戰》改變了規則,但它確實是一個標誌:韓國已經積蓄足夠的力量,製作自己的原創節目。中國從業者開始欽佩韓國同行對節目的想象力,有趣的是,與此同時,韓國電視從業者也在羡慕著中國的電視製作環境。
  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原因是兩國電視臺廣告制度的差異。2012年之前,韓國電視臺的廣告由一個名為Kobaco(韓國廣告放送公社)的組織統一管理。這個半官方的非營利機構成立於1981年,是唯一全權代理韓國51家地面廣播電視臺的機構。除了對冠名、植入廣告做出許多具體限制,Kobaco還會通過以大帶小的方式來進行廣告搭售。舉個例子,廣告商想要購買三大台王牌綜藝節目的廣告時段,必須同時購買一些非熱門電視臺的垃圾廣告時段。這麼做的目的,是要保證沒有好節目的小台也能維持生存。
  “共產主義,”MBC綜藝一部部長李敏鎬用圓珠筆在紙上寫下這幾個漢字,接著又用韓語補充說道,“韓國的電視廣告制度是全世界獨有的。”三大台通過Kobaco收到廣告費,再通過收視率來分配每個節目的來年預算。
  預算有限的情況下,韓國的綜藝節目競爭非常激烈,甚至可以說是殘酷。一檔新節目如果創意通過了,可以製作3期進行試播——如果新節目試播期內收視率不佳,隨時會被替換。
  2008年,在民營電視廣告代理商的抗議下,Kobaco被判定為壟斷違憲。2012年,電視臺也能夠設立自己的廣告代理公司,就算在廣告上獲得了難得的自由,也不意味著進入了好光景。
  競爭者變得史無前例的多。韓國原本是三大電視臺占據主要市場,但在2012年之後,由《朝鮮日報》《東亞日報》等4家報紙及其新聞機構組建的電視臺(韓國稱為綜合編成電視臺)加入戰局,CJ這種大集團培育多年的衛星頻道也逐漸擠進第一梯隊。從2013年10月到2014年10月,韓國總共製作了360個綜藝節目,其中三大台所製作的節目只占16%左右。
  這種景象正如1999年前後,剛剛崛起的中國省級衛視對央視頻道構成的威脅。新電視臺的機制更加靈活,承擔著創新的任務。因為是收費頻道,它們的收視率不如三大台高,卻往往會產生具有話題性的節目,成為三大台的借鑒對象。比如2014年《非首腦會談》(由JTBC,即韓國中央日報旗下電視臺製作的一檔外國青年脫口秀節目)火了之後,MBC就推出同樣類型的《你好異鄉人》,兩檔節目之間僅隔了兩個月。
  新一輪的模仿和借鑒競賽開始了。
  “PD的使命是開發新的節目,但是形勢不允許我們思考那麼多,所以有的時候為了安全我們會選擇現在流行的節目。”李尚水說。坐到屁股出汗,用大量的時間去策劃一檔新節目的時光似乎越來越遙遠。
  擺在面前的嚴峻情況還包括電視廣告的份額受到網絡等新媒體的威脅。一個可供參考的數據是,2014年4月韓國地面數字電視廣告額達到1438億韓元(約合人民幣8.75億元),同比下降22.3%。第一季度的地面數字電視廣告額為3891億韓元,同比減少9.4%。
  關註韓國之外的市場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越南、泰國都在向韓國發出邀請,但從文化相近程度和市場規模來看,中國是最好的選項。
  接受採訪時,MBC綜藝一部部長李敏鎬正在北京的內蒙古飯店監督《勇敢的心》後期製作。《勇敢的心》在杭州完成拍攝部分之後,包下內蒙古飯店的一層房間當作後期機房,地點靠近中國傳媒大學,外面道路塵土飛揚,緊挨著一排大學城周邊常見的簡陋的小餐館,辦公環境很難跟尚岩洞氣派的MBC大樓相提並論。
  《勇敢的心》由一家名為中喜傳媒的公司策劃,北京衛視答應播出這檔節目的前提條件之一,是由中喜傳媒找到一支足夠精良的製作團隊。中喜與MBC談下這樁合作,而李敏鎬團隊的表現超過對方的期待。
  他以韓國電視人典型的工作狂態度投入到後期製作中,近3個月,他每周4天在首爾MBC大樓,3天在內蒙古飯店,每天不知疲倦地工作到夜裡。
  這次合作還給李敏鎬帶來一個新身份。在原有的負責版權以及對外合作洽談的全球事業部之外,MBC在綜藝本部下設置了一個新的部門——海外製作部,具體負責跟海外的聯合製作。李敏鎬是新部門的負責人,《勇敢的心》之後,已經有不少中國電視臺表示有意跟MBC洽談明年的新項目。
  跟電視臺的功能越來越像的視頻網站也在向韓國電視臺尋求合作。視頻網站先是通過購買韓版節目播放權與韓國電視臺建立聯繫,繼而從渠道上溯到內容製作。面對國內綜藝節目版權越來越高昂的價格,嘗試著跟韓國電視臺一起做一檔節目,是件本小利大的事。
  在這方面,優酷土豆集團走得更快一些。今年,優酷的Guest House和土豆的The Show都是與SBS共同投資,由SBS負責主要的製作環節,在中韓兩國同步播出的新節目。為了照顧中國觀眾,SBS甚至修改了節目在韓國的播出時間。
  “一開始SBS沒想在土豆上開直播互動窗口,最後為什麼會答應?他們知道這種可能性會帶來很多文化上的碰撞,讓他們的藝人真正瞭解中國粉絲怎麼想的。”土豆總裁楊偉東說。
  兩檔節目的主題都跟粉絲效應有關。Guest House的策劃主打Super Junior的偶像跟中國粉絲一起旅行,The Show鼓動中國粉絲為韓國的音樂榜實時投票,憑藉人數優勢,中國粉絲往往能夠左右偶像的當周排名。
  11月3日,Guest House的一場拍攝正在進行。拍攝地選擇在距離首爾3個小時車程的江原道。兩位Super Junior成員在海邊的寒風中裹緊大衣,迎接3位從數萬網友中挑選出來的中國粉絲。Super Junior是韓國最有名的經紀公司SM多年來打造得最成功的男子組合,以成員眾多著稱。
  最簡單的開場拍攝了近一個小時,6台手持攝像機和1台搖臂、1臺航拍機器對著兩位年輕偶像。兩位作家抱著一大堆紙,整理當天的節目流程。當粉絲出場時,攝像機給了同樣多的關註。粉絲,跟明星一樣,是支撐起這檔節目的必備條件。
  “粉中國明星和粉韓國明星對年輕人來講好像沒覺得有多大障礙。在亞洲文化的範疇里,合作的門檻很低,從這個角度來講,跟韓國合作與跟上海或者是廣州公司合作沒有什麼區別。”優酷總裁魏明說。
  如果把電視臺、視頻網站都看做大公司的話,它們在中韓兩國的這場產業大融合中剛找到狀態。一些中小型的公司已經在這股風潮中找到機會,產業生態正在完善中。
  今年4月,世熙傳媒總裁劉熙晨在戛納電視節上見到韓國HiCC代表理事李容宇的第一面,就敲定要聯合製作一檔名為《中國爸爸》的節目。在見面之前,兩家公司已經有過好幾輪的郵件往來。李容宇看到中國市場的機會,一心想要把HiCC推向中國。他的公司在韓國製作公司里排名前三,韓國專註於節目製作的類似公司約有20多家。
  “很多缺乏經驗的中國公司只是雇用一兩個韓國PD,以為這就是聯合製作,所以中韓合作很多,韓國公司的聲譽反而降低了。”李容宇說的現象並不少見,過去1年裡,觀眾看到的引進韓國模式卻收視率不佳的電視節目,失敗多半包含了這個原因。
  他主動向中國公司和電視臺發去介紹公司的郵件,最終和世熙傳媒,一家在中國排名前三的節目製作公司敲定合作。兩家公司的共同點是它們都是戛納電視節的常客,在它們還是小公司的時候便是如此。劉熙晨和李容宇看上去都十分精明,他們胸懷抱負,希望自己的公司能夠成為一家全球性的公司,那麼就乾脆先從中韓公司之間的合作開始。
  比起占據了兩層樓的世熙,只有20多名固定職員的HiCC規模要小得多。《中國爸爸》將於明年第一季度播出,平臺未定。與此同時,每次來中國,李容宇都積極在山東衛視、四川衛視等二線衛視講課,以熟悉更多中國電視人。他希望以某種方式儘快打開中國市場,這個願望一時還難以實現。更好的情況也許是,與像世熙這樣的中國公司組建一家新公司。
  一家名為KONA M&E的中國公司在這場合作的浪潮中卻是游刃有餘,這家公司的規模與HiCC差不多。它的創始人兼總經理馬雪原先是駐首爾的韓娛記者,回國後創建了一家專門販賣韓流信息的小公司。從去年開始,KONA M&E開始自己投資製作一檔主打明星夫妻旅游的韓式綜藝《真愛在囧途》,通過電視臺播出。這檔節目全部在韓國拍攝製作,製作團隊多為韓國人——一支不從屬於任何韓國電視臺,由馬雪自己組建的團隊。
  “要是韓國人扔給我一張100個製作人員的名單,我能挑得出來哪些是混日子的,哪些是真正靠譜的,一般的國內公司很難辨認得出來。”馬雪說,在韓國工作多年的經歷讓她足以抹平信息不對稱,這是她獨有的優勢。
  她所製作的這檔節目收視率還不錯,第一季在東南衛視播出,正在籌備的第二季被浙江衛視看中,將於明年播出。自然,馬雪需要墊付的成本也升級了,她與浙江衛視簽訂的是對賭協議,根據收視率來結算收益。但她覺得韓流這門生意還有很大空間。
  越來越多韓國電視從業者的生活受到中國產業的影響。韓國放送作家協會理事申汝真的手機里裝著微信,專門用於跟中國合作者溝通。在韓國,作家多為自由職業,不屬於特定的電視臺,這使得他們成為跟中國合作最活躍的群體。
  申汝真為光線傳媒一檔名為《我愛媽媽》的節目擔任主作家,這檔節目前3期已經製作完成,預計將在央視播出。由於廣告贊助沒有確定,遲遲不能確定播出檔期。這令申汝真十分擔心,她不定期會通過微信詢問光線節目進展,具體方式是在微信群里打出韓語,由翻譯將她的話翻譯成中文,光線的節目負責人再給予答覆。
  一種曲折的溝通方式——正如她和中國從業者曲折的合作進程。但申汝真毫不懷疑中國接下去將會迎來節目製作的高潮期,在多數韓國電視從業者看來,此時中國正如2006年前的韓國。
  某種程度上,中國電視從業者的環境甚至優於當年的韓國。如果一檔節目成功,廣告回報是非常可觀的,因此所有人都覬覦節目產業。哪怕是以電視劇為主業的上市公司也在做類似的事情。10月底華策影視發佈公告,引入百度、小米等投資方,募集20億元資金,其中3.5億元用於投資綜藝節目。另一家電視劇龍頭華錄百納則以25億元併購節目製作公司藍色火焰。還有傳言稱阿裡巴巴也將投資節目製作。
  比起資本的加持,值得擔心的是中國從業者的自我更新速度。無論中韓,所有採訪對象都認為中韓聯合製作的形勢將在兩三年後回潮。正如蜂擁而上的選秀節目,會令觀眾徹底厭倦選手的悲情身世、音樂夢想一樣。
  然後呢?
  退潮之後的中國從業者需要擔心的事情很多。有種說法是借助資本的力量,中國已經消耗掉歐美存儲20年的節目模式,現在正在掏空韓國20年的製作經驗,但這些都沒有解決中國電視業最根本的問題。
  “整個20世紀,‘酷’這個詞好像就只是屬於美國人,有點毫不費力的意思。韓國人改變了‘酷’這個詞的含義,它成為了一個國家通過自我學習而實現獲得認可的最佳案例。”也是考慮到這一點,Euny Hong在探討韓國文化在半個世紀以來如何達到如此流行的時候,最終選擇了“The Birth of Korean Cool”這個標題。
  中國電視業的發展趕上了一個尷尬的時機,剛有些迭代的苗頭,互聯網娛樂就凶猛地逼到跟前。節目的同質化、人才的流失、體制的僵化、內外交困下,留給中國電視業的時間並不多。
  “不可能人家做了十年八年的經驗,你一年就做到。但總得學,學跟不學又不一樣。可能別人做了十年八年,你兩三年能趕上,也是值得的。”這是電視人劉熙晨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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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欣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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